并保持儒家居于道德高位且驯化权力的政治站位，成为推动中国政治现代转变的精神动力。

新子学可否宣称是国学新主体，必须慎之又慎，广泛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者的意见。而孔子一生以六艺教授学生，六艺为儒家思想的大本大源。

需要不需要典范呢？经学嘛，是大经大法，价值系统，是为社会提供规则规范，维护社会的稳定。《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它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20年代始盛。具体点说，孔子通过对六经的诠释苦心孤旨要找回的道，就是指儒家孜孜以求的古者先王之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它代表着儒家文化的价值理想和最高典范。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

顺四时五行，是以非命：以孝示天下，是以尚同。成中英先生也指出经学有一个不断扩大、增加甚至取代、转移的过程，这是经学发展的必然现象。他们试图重建孝道，并将之作为人伦与政治重建的核心命题[注7]。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作为现代儒家，基于起码的事实认知，便不能随便以回到古典的某一阶段、某一个人、某一部经典、某一种主张来标举自己的立场。所谓澄清学术立场，就是他们无法排除对儒家以外诸家的政治排斥性。按照蒋庆的儒教三院制设计，通儒院是三院中权威最高的院，具有最权威的最高与最后裁决权，对国体院与庶民院具有价值规导作用。

因此，他们必然会固执一种自认的、连接私人伦理与公共道德，且打通私人领域与政治领域的传统儒学进路，而拒绝对之做任何因应于时代变迁的矫正。只要真正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仁和礼相关的秩序供给，就是对权力的德性规范。

所以我进一步说，在文化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的传统之中，启蒙心态的影响远远要超出儒家的、道家的、法家的、佛教的、道教的、民间宗教带来的影响。如果儒家将这种念想带入政治生活领域，那么就会遭遇一个思想学术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难题。保守派对传统严防死守，拒不承认中国与西方在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差距。对原始儒家如孔子、孟子他们而言，一方面严厉地斥责论敌，另一方面并不谋求一家独大。

从儒家传统中开出民主与科学就是由这样的思路引导出的产物。如为了凸显儒家的政治功用，动辄只讲董仲舒而不讲孔子，这是对儒家原创者的大不敬。以现代变局为轴心，比较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的现代品质，前者明显不如后者。所谓面向事实，就是面向无法逆转的、随自身逻辑演变着的现代局面。

促使萨默斯下台的另一个原因，也与他挑战平等尊重人的原则有关：他断言黑人不如白人。只要儒家仍然愿意因应于现代变迁而建构现代儒学，那么儒学就必须克治自己的反现代冲动，顺应现代转变并尝试引导现代健康发展。

可以说，大陆新儒家要保有判教的资格，必须确立其现代认知的进路。因为教士的道德自负感极强，他们完全不能容忍任何低于他们自认的道德水准的人与事。

大陆新儒家的判教，似乎确立错了基准。真正的现代儒家，必须是清醒建立现代认知的儒家。这个变，就是中国的现代重建。官高，爵显，并不那么尊贵，人世间值得尊重应去做的工作到处都有，并非只有为官才可尊。马克思主义声称自由是对自然的超越，然而，问题在于，人类追求自由，就一定需要超越自然吗？女子若不能认清自身的自然性格，一味与男子争胜，终将悔之莫及。基于现代处境重建儒学知识体系，让儒学的古典知识体系与现代知识体系各自在古典处境的还原与现代处境的创新中散发不同的思想光彩。

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承认这一变化，不是降低儒家典籍的价值，而是真正提升它的文化地位—作为经典，儒家典籍是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寄托。

在现实一端，则潜含了儒家独治而别家失治的自负。这一结论，完全出自康有为立于民国的事实无奈和保皇的既定政治立场—民主既然无法拒斥且必须接受，在臣服这一政治现实的前提条件下，他坚信君主立宪制中君主地位与功能的无可替代。

这是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变。又如为了突出儒家不只是无条件夸张人的作用，而将天的地位突出出来，并将之作为儒家的第一价值对待。

尽管这里所讲的传统资源，远远不止于传统儒学，而包括整个中国古代时段的思想与制度资源。从现代科学社会角度看，孝是需要定义与解释的。大陆新儒家的判教标准似乎存在问题：如果一个人自称儒家，却只讲内外，不讲本末，那岂不是伪儒？儒家之讲本末，对应于现代立场，就是强调人之行为的道德基础。他因此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校长。

唯有那些直面这一变局且为之筹谋的儒家，才能叫现代新儒家。比如一些论者公开对女性发出了歧视性的言论。

承认诸家相互间不可消解的多元事实，那才是真多元。这可以说是大陆新儒家判教的现代基准。

立于当下，儒学得继续秉承人的价值，由此为现代儒学扎下坚强的时代根基。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大陆新儒家如此歧视女性，一者，这如何与国中女性对话？二者，这又怎么跟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对话？尽管现代社会人人都有自己言论表达的自由，但对男女平权的事实满不在乎，起码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大陆新儒家对现代事实的轻忽。

因此，儒家绝对不可能独占某些理念，尤其是独占诸如自由、民主、法治、德性等基本价值(basicvalues)，也不可能独占某些制度设计，尤其是诸如立宪、分权制衡、公权公用等基本制度(basic institutions)。他们的历史情结之强，已经很难化解。基于这样的判断，两个相互联系的结论呈现出来：一是中国不再落后，二是中国需要拿出中国独有的全球治理方案，不仅引导中国强起来，而且指引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无商不奸，无商不奸的商业与商人定位，也即是改变了商业就是谋求私人利益的僵化观念，凸显了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意味。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切入，大陆新儒家才有望解决今日中国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只是高谈阔论抽象的儒家伦理，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二是从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向度上，呈现出利益分享向政治分权的进步。

观察当下，大陆新儒家试图矫正现代偏失、力挽狂澜，却对现代事实掉以轻心，对现代制度痛加指责，其所建构的理论，如何可与现代儒学命名相称呢？ 由于大陆新儒家基本上采取了一种非现代甚至是反现代的态度，因此其成员中发出的反现代言论不少。缺乏这样的分立意识，甚至顽强抗拒这样的社会分化进程，尽一切所能地维护两者的古典统一机制，那么，大陆新儒家就一定会采取一种悲壮无比的抵抗现实、坚持传统理想的姿态。

经由改革开放，中国从农业国家逐渐转变为工业国家，发现了治理贫穷之方。对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加工和改良，于是完成了最优良的现代制度。